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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:105 次 作者:徐阿兵 来源:光明日报 发布日期:2019-05-15 09:15:28
基本介绍:

  

  时至今日,知识领域的分化日趋精细,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愈发艰难。为免定义顾此失彼,将小说家理解为靠小说“说话”的人,或许不失为朴素而有效的方式。但要细究起来,说话还有不同的层面。就中国小说重视“说”和“讲”的传统而言,说话简直就是小说家的天职。小说家时常在不同场合发言,无疑直接表露着他们的文学观。说话方式及意味的不同,不仅关联着小说家身份功能的变化,也折射出文学生活的变迁。

  当余华将一本随笔和演讲集命名为“说话”时,当徐则臣以“别用假嗓子说话”为题探讨70后作家的境遇时,他们显然共同展现了当代小说家的身份自觉:用自己的方式说话。但他们所采取的不论是随笔、演讲还是自述、对话等方式,都不是以作品说话,而是现身说法。相比曹雪芹只能隐身于小说中慨叹“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”,后世的小说家显然要幸福得多。得益于日渐完备的出版体例和日渐发达的现代传媒,他们可以在长短不一的前言、后记或序、跋中自陈甘苦,也可以在形式多样的访谈、座谈会和读者见面会中谈笑风生。

  小说家时常在小说之外抛头露面,这若让主张作者应从作品背后消失的福楼拜来评判,简直是犯了大忌。昆德拉曾对福楼拜深表赞同并加以发挥:小说家一旦自居为公众人物,就会使其作品陷入危险境地。昆德拉的观点,与本雅明所说的“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”可谓殊途同归,均意在强调小说乃是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产物。不过,也不必过于忧虑。首先,小说家如能秉持真正的专业情怀,即便偶尔抛头露面,也不至于变成通常意义上的公众人物。优秀的小说家自有其智慧与策略,与人群和聚光灯保持必要的距离,使自己得以独立观察和思考。其次,小说家并非一抛头露面,就必然会变成公众人物。从文学史看,生前以小说家身份成为公众人物者,可谓少之又少。最后,小说家不再隐身于作品之中或消失于作品背后,而是直接面对读者说话,这不是小说家玩忽职守的表现,而是当前屡见不鲜的文学事实。因此,面对走出书斋的小说家,听到他们或谈自己或论他人、或阐释或拆解、或对话或反驳,我们与其加以情绪化评判,还不如将这类现象置于更宽广的视野,思考它与时代文学面貌之间的关系,探究它对文学生活的具体影响。

  依我之见,当今与以往时代的文学生活之所以不同,并非由于小说家天职的改变,而是源于小说家说话方式的特殊化。20世纪以来,小说家最为特殊的说话方式是,以教师身份向以学生为主的听众讲授小说。借用毕飞宇新近出版的讲稿题名,我们可将那些由课堂讲授整理而成的出版物统称为“小说课”。小说课当然不是今日才有。就国外而言,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的《文学讲稿三种》执着于对小说主题、结构和风格的探究,意大利小说家安贝托·艾科的《悠游小说林》以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引领读者勘察小说丛林,英国小说家詹姆斯·伍德的《小说机杼》以人物为中心重访似乎过时的现实主义,可谓各有千秋。他们的共性在于,以经典名篇为对象,阐发小说创作的奥秘和阅读的乐趣。在现代中国,鲁迅和沈从文都曾以小说家身份在大学课堂讲授小说。不过,鲁迅的重心在于小说史的梳理,沈从文的兴趣则是对同时代作家的批评,故而与本文所说的“小说课”稍有不同,但鲁迅所讲授的小说史与沈从文所从事的当代评论,无疑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中国小说课是20世纪90年代一批小说家相继进入高校执教的产物。比如,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,出版讲稿结集《心灵世界:王安忆小说讲稿》等;马原进入同济大学,出版《阅读大师》等;格非进入清华大学,出版《卡夫卡的钟摆》等;阎连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,出版《发现小说》等;毕飞宇进入南京大学,出版《小说课》。张大春的《小说稗类》和白先勇的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》,也分别是他们在台湾辅仁大学和台湾大学授课的结晶。可以说,小说课的规模化和持续化发展,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。

  小说课的兴起,应归功于大学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创新。在以往的文学教育中,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虽不至于分疆而治,但很难做到亲密无间。小说课却几乎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三者间的交叉融合。讲授者的初衷虽不是讲成小说史,但在选讲经典篇目时,已无形中完成了类似文学史的筛选工作。课堂上对具体作品的解读,时刻要求讲授者兼具文学批评的眼光和文学理论的修养。也就是说,讲授者实际上身兼小说家、批评家和教育者等多重身份。当小说课从口头讲授到整理出版,它的接受对象也就从学生听众而扩展至读者大众。在后续的传播中,小说课所彰显的文学趣味、观念和立场,对大众的文学阅读、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可能产生的影响,难以估量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小说课的兴起,密切关联着文学生活的变迁。

  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,小说课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。首先,彰显独到眼光,丰富批评类型。小说课作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批评,乃是作家对作家的批评。这些批评文字未必都能达到“大师的批评”的理想境界,但至少都是别开生面、引人入胜。比如,王安忆偏好从名家处女作入手,马原流连于海明威和奥康纳的人格心理,毕飞宇从鲁迅的基础体温感知《故乡》,无不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强劲的感悟力。在学院派批评大行其道的当下,这些情感饱满、文采灵动的文字,距离所谓的学理和逻辑相对较远,但也因此减免了空洞甚至僵化的风险。在当前批评园地中,富于真知灼见的小说课,有理由被视为珍稀品种。

  其次,解析经典奥秘,点拨创作技法。小说家解读经典作品,不是从辨析经典的内涵、梳理经典的接受史入手,而是以创作经验直面经典本身。一部经典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,用王安忆的说法,是由特殊的材料、思想和感情筑就的“心灵世界”;按李浩的看法,则是由幻觉、玄思以及省略、回旋感等打造的“魔法世界”。从文学教育的效果来说,小说课未必能直接造就优秀的小说家,但听者如有足够的天赋,必能从中领会创作技法,进而为自己的创作打开格局。同时,小说课也是讲授者的自我教育。若以小说课为镜,我们能从中看到哪些前辈小说家深刻影响了当下的小说家。而当下的小说家,都将成为未来更年轻小说家的镜像。正是这些镜像,丰富了生生不息的文学生活。

  最后,倡导阅读风尚,重塑文学生活。毕飞宇的小说课出版之后,很快获得了他没有料想到的销量。但小说课影响公众阅读的方式,既不是为经典祛魅,也不是戏说经典,而是精深阅读。纳博科夫曾说,成熟的、思路活泼的读者只能是“反复读者”。毕飞宇也反复表示,只有重读经典,才会时有发现。事实上,反复阅读不只需要付诸行动,更有赖于具有赏玩精品的趣味和心态。蒂博代认为,趣味是文学教育所无法教会的内容,但在我看来,趣味仍有逐步培育的可能。真正阻碍精深阅读的,其实是读者的心态。在阅读载体日益多样化的当下,纯粹文字阅读的吸引力日渐流失,快餐式、碎片化的阅读,已经成为突出病象。在此情境中,小说课所标举的专、精、深的趣味,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扭转文学阅读的局面,但确有可能引领读者重新亲近经典。小说课若能坚守特色、持之以恒,必将为倡导阅读风尚作出更大贡献,有望重塑我们的文学生活。

  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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